法兰克福学派¶
单向度的人¶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单向度的人》为1960年代最重要的书籍之一，认为该书提出了二十世纪最具颠覆性的观点之一。 作者在书尾引用了华特·班雅明的名言“正是因为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我们才得到希望。” （德语：Nur um der Hoffnungslosen willen ist uns die Hoffnung gegeben）作为结尾， 可见其对当代社会未来的发展持悲观态度，但这并不影响此书成为日后不少新左翼人士的启蒙之作， 和作者一样，这些人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共产主义社会皆有所不满。
哲学家隆纳·阿朗森于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称赞了马尔库塞的先见之明， 认为作者当年提出的观察和警惕，用于描述今日的社会甚至比当年的社会更加贴切。
《单向度的人》中“虚假需求”理论探析¶
马尔库塞对于人的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的区分，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虚假性及其对人性的压抑、异化和扭曲。 他认为：“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求，什么是虚假的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答。 ……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 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和操纵，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任何法庭都无正当权力决定个人应发展和满足什么样的需求。 但是这种区分标准的回答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 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是处于操纵和被操纵的过程， 人们处于一种不自治的状态，是无法回答需求的真假问题的。
弗洛姆论人的处境¶
进化程度越高的动物，其生而具有的由本能自动调节的装备越不完善。 这种反差，在人这里达到了顶点。在所有动物中，刚出生时，人是最无能的，最软弱无力的。 牛马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站立行走，孩子到一岁才蹒跚学步。 人对父母的依赖时间，比任何动物都长。
……
动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始终如一。 假如它所赋有的本能不再适合于成功地应付不断变化着的环境，那它就会绝种。 动物能通过自动改变自身而不是改变环境来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 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尽管自然界也会威胁到动物的生存，迫使它为活命而斗争。 但大自然为动物提供了足以应付周围环境的东西，正如大自然为植物种子提供土壤、气候等条件， 使其在进化过程中适应不同的环境。
在动物进化过程中，本能适应性达到最低点因而成为生物学意义上最无能的动物时，人就诞生了。 人的行为不再完全受本能的支配，对环境的适应不再是被迫的，不再被遗传的机制所决定。 因此，人类一开始就面临着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 就行为摆脱本能的强制性而言，人是自由的(当然不能完全摆脱本能)。 但这种自由同时意味着，人必须忍受由于缺乏动物那样的由本能自动调节的装备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 人对环境的反应不及由本能自动调节的动物的反应来得迅速和有效。 鱼鹰生来就有捕鱼的本领，人要捕鱼就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还要制造复杂的工具。 人什么都要学习，连吃也要学习(使用筷子或刀叉对孩子来说并不容易), 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艰苦的学习任务面前，他感到茫然、恐惧和软弱无力。
人通过直立行走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其大脑的发达程度远胜过最高等的动物。 人的诞生也许持续了几十万年，但重要的是人最终作为一种超越了自然的新种属出现，成为唯一有自觉能力的生命。 人类为了克服生物学意义上的弱点，创造了文明，从而超越了自然。 人的本能适应性不足以使人生存下去，必须寻求新的途径，这就是文明。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打破了作为动物存在的和谐状态，使人成为宇宙中的怪物：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要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任意改变这些规律，但文明逐步使人疏远了自然，使人与自然相脱离。 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破裂了，人失去了原有的家——大自然，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家，他无家可归，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将世界创造成人的世界，也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欧阳谦译，1988, 第23页)。
……
这里，弗洛姆在理论上显然陷入了自相矛盾： 既然存在的矛盾是不能解决的，怎么又有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呢？ 况且他说过，人的潜能的完全充分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这以前，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与其说爱和理性是人解决存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不如说是人面对存在矛盾的最好或最健康的态度或行为反应。
爱的艺术（1956）- 第二章 爱情的理论¶
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途径是不同形式的纵欲。 例如自我引起——或借助于毒品——的恍惚状态就是一种形式的纵欲。 原始部落的许多仪式提供了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 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如果是集体纵欲，那么参加者还会体验到与一组人共命运的感受，从而加剧效果。 性的体验常常是和这种纵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性纵欲可以达到同恍惚状态和吸毒一样的效果。 集体性纵欲的仪式流传很广，其效果是参加者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强烈的孤独感， 但渐渐地恐惧感又会上升，因此就必须重复这一仪式。
……
通过同一化达到人与人的结合既不是强烈的也不是激烈的过程，而是按照一个刻板的公式十分平静地进行。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往往不足以缓和对孤独的恐惧感。 今日西方社会酗酒、吸毒、自杀泛滥成灾表明了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 此外这种方法往往只要求参加者运用他的脑子，而不是躯体，所以同纵欲的方法比较也有其弱点。 这种方法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具有持久性和不会冲动一时。 人到了三、四岁就被引进一个模式，从此以后就不会失去同这组人的联系。 甚至人计划的最后一项重大社会活动——葬礼，也符合这一模式。
不仅同一性可以减轻恐惧，工作和娱乐的循环交替也起同样的作用。 人作为劳动大军和管理阶层的一员仅仅是一个号码而已。 他几乎不需要有任何主观能动性，他的任务由劳动的组织派定。 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也几乎没有区别， 因为他们都在行使由整个组织结构规定的任务，不仅要按规定的速度，也要按规定的方式完成。 甚至他们的各种感情，如高兴、宽容、信任、雄心以及同每个人顺利合作的能力都是预先规定的。 他们的娱乐方式即使不那么强求一律，也都是大同小异。阅读的书是读书俱乐部选定的； 看的电影是电影院老板和他们出钱登印的广告选定的； 其他的娱乐方式也都雷同：星期日驾车远足、看电视、打牌和社交活动。 从生到死，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从早到晚——所有的行动都是千篇一律和按照预定的方式进行。 请问：一个被围困在这么一个罗网之中的人如何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 只存在一次的人，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能经历希望、失望、担心和恐惧的人，渴望爱情和受到虚无和孤独威胁的人呢？
达到统一和和谐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创造性的劳动，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手工业者的劳动都属于此类劳动。 在每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中，创造者同他的物质——组成人的周围世界的物质达成一致。 无论是木匠做一张桌子，还是金匠打一件首饰，无论是农民种田，还是画家作画 ——在每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中劳动者和对象合二为一，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同世界一致。 但这一点只适用于自己计划、进行并看到成果的劳动。 而在一个职员、一个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的现代化工作程序中几乎已经不存在劳动的这种特性。 劳动者成为机器或官僚组织的一部分，他不再是“自我” ——因为劳动者除了适应社会外，再没有与社会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而只有同一性。
通过创造性的劳动达到的统一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通过纵欲达到的统一是暂时的。 通过同一组人同一和适应这一组人达到的统一仅仅是一种假统一。 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存在的艺术（1993） - 八 觉悟¶
……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觉悟”是否能够给人自由？如果可能，又要怎么做？而且“觉悟”非有不可吗？
毫无疑问，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人是能够挣脱错觉的枷锁，从而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我这里指的不仅是“伟人”，更指普通人，可以蓦然间抖落蒙蔽双眼的错觉，并开始观察世界。 关于这一点，我在随后的精神分析章节会详细谈论。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觉悟”为何能给人自由：一个人能否在世界上牢牢立足，取决于他认识现实的准确度。 对现实的认识越不准确，人越会感到丧失方向，越没有安全感， 因此需要寻求偶像，通过依赖偶像来找到安全感。 相反，如果认识越准确，他就越独立，越能自主。 人就像安泰，通过接触大地母亲获得能量， 他的敌人唯有把他举到空中，妨碍他补充体力，才能把他杀死。
第二个问题较难回答。 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能够洞察潜在冲突的能力也可提出建设性的对策，从而获得更高福祉，那么“觉悟”是有用的。 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如果工人阶级能意识到自身处境， 如果他们能摆脱幻想，就可能会建立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来维系的社会 （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弗洛伊德相信洞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潜藏冲突可以治疗神经疾病。
但是，如果冲突不能得到解决呢？ 如果得知真相令人痛苦，又无助于改变现实，继续生活在错觉中是不是更好呢？ 如果正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说，宗教教义只是一种幻想，那么它是否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如果他放弃了这种幻想，却深感绝望： 发现社会秩序难以更人性化，难以取得真正的个人幸福，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或者，如果一个虐待狂意识他痛苦的根源，因一些可能的理由，他也知道自己无法改变， 那么是不是不如不知道真相，继续相信自己再正常不过？
谁勇于回答这些问题呢？ 乍一看，任何人都没必要受苦，这是个充足的理由，支持不必把人从其种种错觉中解放出来的观点。 然而，我仍不禁对这个答案有一些疑虑。 这和是否应该告诉病人他得了绝症不是很像吗？ 难道应该剥夺他最后一次面对生命的机会？ 难道不该告诉他真相，让他集聚所有他还没有调动的内在力量，克服恐惧，让内心宁静、充满力量？ 这是人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最用心的观察者将拒绝教条地选择某种解决方案。 他们会认为解决方案的选择取决于病人的个性，只有首先尝试衡量该病人内心实际和潜在的力量， 并了解他最深的、往往不曾表达出来的愿望以后才能加以判断。 对我来说，把任何教条式的话强加于他，并理所当然认为那必然是对他“最有益”，未免不太人道。
说到冲突和幻想，一个类似的推理似乎很有道理。 首先，问题本身有纯抽象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幻想破灭也无积极对策的大多数个体以及社会阶层来说， 他们不会倾听和理解，即便批判式思想家以天使般的声音说话也无效用。 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需详细列举。 但是毕竟还有愿意试着接受真相的人。 他们保持幻想就一定能生存得更好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了解真相有一种解放的作用； 它能释放能量，去除思维迷雾。 如此的结果是一个人更加独立，更加自主，更加具有生命力。 一个人也许充分意识到现实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但他努力活了一世，作为人死去——而不是羊。 如果回避痛苦和追求舒适是最高价值，那么错觉的确比真相更可取。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每个人都生来具有成为一个健全人的潜力， 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死亡会终止一切，那么摆脱错觉就极为关键，那关系到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自我。 此外，真相了解越多，越有可能尽早做出改变 ——在社会层面以及个人生活层面， 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一味等待，等得思维、勇气和意志都萎缩了，错失改变的机会。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想真正实现自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提升觉悟力，以及批判式、置疑式思维。 这无关智力高低、教育程度或年龄大小， 而是品格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面对各路无理权威和偶像，个人能够取得何种程度的独立。
如何实现更大的独立？ 在这里只能简要论述。 一旦一个人意识到不服从 （是指内心的不服从，不一定是挑衅、教条式的不服从）的重要性， 他将会对服从的细小迹象非常敏感，会看穿进行粉饰的理由，会去实践他的勇气， 他将会发现，一旦意识到问题及其重要意义，自己就会去尝试回答，寻求方方面面的解答。 这和其他事情是相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感到问题之迫切，关乎生死存亡时，才能寻求问题的答案。 如果一切都无关紧要，一个人的推理以及批判能力处于低水平的活跃状态，观察能力也得不到发展。
持完全怀疑的态度也是有益的。 既然我们听到的大部分信息要么虚假，要么半真实半扭曲， 既然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大量被当成事实的曲解，那么最好是持怀疑态度，先假设我们听到的是谎言或对事实的歪曲。 如果这听起来太冷酷、太愤世嫉俗，我可以做些补充，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 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做法比一开始就相信人们说的是真话，最后证明是假话更有益。
换言之，我关注的是话语的真假，而不是在强调谁是骗子，这样我的建议听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厌世。 如果大多数人承认自己在说谎，形势就简单了， 尽管人们难以接受，事实却是，那些说假话或半真半假话的人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 或者至少在说话时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
关于自我觉悟的练习步骤，我将在心理分析和自我分析的章节中讨论。 接下来我想讨论关于学习存在的艺术的一些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