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北大青年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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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东解体之后，东欧社会变得那么功利主义，大家都围着钱转？ 它的市场经济就跟老牌的市场经济不一样。 比方说德国，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长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强调竞争，强调个人企业家精神， 同时非常强调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调配、福利制度，又有很深的基督教传统在里面 ——人是怎么回事，在市场上怎么对待人，失败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成功应该引以为荣、什么样的成功要引以为耻。 苏东解体之后，它就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只有成功和失败的区别， 没有可耻的成功和可荣的成功之间的区别，完全根据最后现金的获得量来衡量， 哪怕是用可耻的方法获得了成功，也可以很自豪， 甚至比正常的方法更值得骄傲，说明你聪明、大胆。 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右翼出来，就是对原来这一波功利的市场经济、工具主义的反弹。 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原来的集权体制、极端的等级制度下面， 人们没办法问一些跟自己生命经验有关的大的终极性的问题，一切资源都是从上到下分配。 军训时我就知道，跟排长、连长套关系，决定了下一周基本的物质福利， 即使不决定物质福利，也决定了心理上那种服从感，是荣耀和尊严的来源， 所以心思都花在如何讨好他上面，人就变得非常紧张。 等级制度确实打破了比较天然的自我认知。 这跟中国的早期改革还不一样。中国早期改革从农村开始，公社制度还扮演了一个正面的角色。 乡镇企业里有集体的感觉，大家都想赚钱，但没有变得那么严重。 但是城市改革之后，社会矛盾就多了起来，原来单位制下面的那种功利，就和东欧比较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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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再生产

吴琦：回到这次的主题，为什么您今天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人的再生产”这个概念？ 这是您在开始研究“流动”这一现象时就注意到的概念， 并且把它放在思考的主线上，还是最近的总结？

项飙：没有，之前还是很强调物质生产， 强调价值转移、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平等和制度设置等结构性分析。 当然“浙江村”的研究因为是全身心投入，所以有很多丰富的个人性格在里面。 瓦妮告诉我，她觉得《浙江村》比《全球“猎身”》要丰富多了， 《猎身》虽然也讲到嫁妆、婚姻， 但没有丰富的体会，我在那里面讲的“人的生产”， 都是把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考虑对教育的投入，对IT培训的投入。 培养出来的人就跑到大城市，追求高工资来回报他们的教育投入，这样我就把人的生产给物质化了。 但瓦妮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深刻。 她说父母养孩子，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去做IT工作， 还是有一种义务，一种爱，有时候也没有计划，说不清什么道理，也许为了光宗耀祖，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是直接奔着为IT工业服务去的，中间还是有很多过程，这个过程我忽略了。

慢慢注意到人本身的重要性，其实跟年龄有一点关系，觉得那种僵硬的话语不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 我们可以做很多结构分析，但是活在里面的时候，不觉得生活是那样结构的。 这是第一。

第二，对下一代教育、上一代养老这些问题， 我看到一些全球的变化，发现“人的再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的再生产”跟“人的生产”不一样，“人的生产”是说人怎么样被培养成一个生产的要素， 而“人的再生产”就是人怎么样再生产自己，自己成为目标。

从人类历史上来讲，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的劳动都是为了“人的再生产”，采集野果、打猎、农耕种植， 都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积累，不是追求超额利润，而只是维持自己。 如果富裕一点，维持的水准就稍微高一点，多一点仪式，祭祖的时候多一个猪头。 总的来讲是这样一个循环。这个再生产的循环被现代性打破了。 现代性跟资本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活动并不是维持自己，而是要追求超额的利润， 所以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有了结构性的转型。 人本身越来越不成为中心，经济活动主要就是资本的运行， 这就是所谓的“脱嵌”，去嵌入性（disembedding），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原来的经济活动应该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为人服务的， 现在经济活动脱离出来，不仅脱离出来，而且成为形塑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再生产”被忽略了。

另外，看现在世界上流动的基本趋势，亚洲和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 和它们在国际移民市场上的地位有点矛盾， 经济的上升并没有伴随着外流人口的下降和回流，或者外国人口进入中国数量的明显上升。 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方便水平的上升，反而空前加速了外流的欲望 ——学生流动，赴美生子，赴港生子，投资移民。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再去看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现在谁是赚钱的大户，平台可能是第一， 第二就是跟“人的再生产”有关系的教育、医疗、娱乐等各种服务， 接下来可能是采掘和农业，所谓第一产业。 经典的资本主义的引擎制造业正在衰落，而亚洲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是在这一块崛起。 如果拿人的流动去看，原来的发达国家依然是“人的再生产”的产业中心， 它们把握教育、医疗和各种知识产权，以及生活方式的潮流。 把资本主义的这个变化和前面我讲的流动趋势放在一起，似乎得到了一个解释， 为什么中国人在变富的同时追求所谓“早发早移”， 也就是说，尽快赚钱然后尽早移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人的再生产”， 为了更加稳定的可预期的未来，为了更好的子女的教育、更洁净的空气、更多的绿地， 但赚钱还得在中国赚，因为这里的利润比西方还要高。 现在，随着我个人经历的变化，把“人的再生产”和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变动联系在一起， 同时看迁移的趋势，分析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也是想提个醒， 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能太乐观地估计， 因为我们崛起的只是某一块，而“人的再生产”是更重要的部分。

吴琦：您说个人生活的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对这方面研究的推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项飙：最近一个例子， 我有个亲戚的孩子现在在读初中，家里已经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她送出去读高中， 主要是因为国内教育压力太大，影响孩子身体。 有些孩子其实成绩相当好，但晚上都是先睡一觉，凌晨3点再起来做作业。 因为长期的紧张，免疫力下降，浑身长疱疹，退不下去， 把孩子送出去读书，他们说是为了“救人”。

看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后大概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6年到1992年。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枪之一，1978年中美有一个教育交流“口头谅解”， 那时的留学生以公派为主，年纪偏大，以工科为主，硕士特别是博士为主， 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出去上本科。 而且一定要回来。 留学带有非常强的价值取向， 就是去西方学先进的技术、理念、制度、管理方式，作为中国未来的榜样。 第二个阶段是从90年代到最近，不再是公派为主，体现出个体化、低龄化、学科多样化，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价值取向的取消。 价值取向有两个变化， 第一，不再必然回国报国，不再为报国而学习，第二也不认为西方代表着未来，是榜样国家。 为国服务和普世价值，两重意义都被动摇，更加功利性、工具化。 最近就很明显，大家不再觉得美国的制度是榜样， 但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当然要去，去了那儿有空气，有绿地，工作还很舒服。 这也促使我思考如今“人的再生产”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看起来最不政治，但政治就在这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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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婚姻也是一个例子。 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包括中国，“剩女”是“上女”，女博士、女白领甚至女金领，而“剩男”是“下男”。 城市的下男娶农村的妇女，农村的下男娶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女性。 比如日本的男性娶中国的女性，韩国的男性娶越南的女性，中国男性现在也娶缅甸的、越南的女性。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所谓跨国婚姻的商品化， 大家顾虑的是，婚姻这样一个神圣的、自然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 还有中介组团出国，新娘排队让人挑，很多人在感情上没法接受。 但我想问的问题相反，如果结婚难，不结婚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结婚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要投入那么多钱把它商品化？ 不要以为商品化就是对婚姻的亵渎，也许商品化正是对它的崇拜。 跨国婚姻背后是一个保守的思想意识形态，就是说结婚变得更加重要，结婚没商量。 跨国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生产过程，这个再生产品就是指对人的再生产，而且是对整个国族的再生产 ——结了婚，成了家，才会有下一代，文明才能遗传下来，这是一种保守化或者本质主义化的婚姻。 人的跨国流动，人的再生产，背后总是有这样的辩证关系。 流动，加速的流动，不一定使生活变得更开放，反而可能加固了原本的不平等关系和这种意识形态、社会规范。